11月2日下午，由我校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共同主办的“一西文化讲坛”第十讲在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本讲邀请国家一级摄影师、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额博先生，作题为“西方摄影术对我国革命事业及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的学术讲座。
额博先生作专题讲座
讲座由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内蒙古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纳日碧力戈主持。
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讲座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科处负责人刘伟教授出席并致辞。他表示，“一西文化讲坛”迁入我校以来已连续举办十讲，所邀专家多为业内前沿学者；本讲以影像与历史、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他还结合自己研治古代文学的经验提出，摄影与诗歌一样，都是对稍纵即逝的瞬间的把握。
刘伟教授致辞
额博先生长期从事摄影创作与影像史料整理，曾任内蒙古摄影家协会第四至第七届主席、《内蒙古画报》副社长、内蒙古文联副主席，现任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内蒙古旅游摄影家协会主席。数十年来，他以镜头记录草原风貌、牧区生活与时代变迁；近年来主持建设内蒙古图片库工作，收集整理历史影像十余万张，其中清末、民国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五万余张。
讲座邀请我校美术学院院长胡日查教授担任评议人。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及相关学院师生到场听讲，现场学术气氛浓厚。
讲座现场
额博先生从摄影术的发明讲起。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在前人针孔成像研究的基础上，以银版将影像固定下来，摄影术由此诞生。他提醒听众注意这一技术的前史：在此之前，王公贵族多以油画肖像留存容貌，一幅肖像往往耗时数月乃至一两年；银版感光缓慢，早期曝光需五分钟之久，被摄者的头颈须以支架固定，“拍出来的人眼睛都是直的”。正是肖像绘画的这种缓慢与昂贵，使摄影术一经问世便很快承接了肖像订件的需求，并在此后近两个世纪间进入政治、军事、新闻、医学、教育等各个领域。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较早深入蒙古族聚居地区的是传教士与考察者，例如比利时传教士田清波。此人通汉语、蒙古语，兼习医药，以施药、开办育婴堂等途径，得以在鄂尔多斯一带立足，用玻璃底片记录蒙古族民众的日常生活——挤奶、制奶食、婚礼、出行，乃至土布袍的纹理与头饰的形制。额博先生强调，这类影像的价值在于“信息量”：它不仅留下人像，也留下生产方式、居所、服饰与器物，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可以复原的生活场景。
额博先生结合历史影像展开讲解
谈及近代西北考察，额博先生介绍了1927年始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团自包头出发，经达茂旗、额济纳旗入新疆，队员丁道衡在白云鄂博发现铁矿，考察团在居延地区掘获汉简一万余枚；斯文·赫定早在1900年即发现楼兰古城遗址，亦为西北考察史上的重要一页。额博先生同时指出，斯文·赫定在达茂旗对寺庙法器、经文的系统收集，以及他关于藏传佛教使民族性格“变得温良”的判断，是外部观察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形成的认识，其材料的价值与观念的局限，均应置于学术史中加以辨析。
讲座的重心在延安。额博先生以几幅流传甚广的照片为线索，讲述影像在革命年代的实际作用：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谈起，重庆青年对中共领袖的崇敬，一半来自《沁园春·雪》，一半来自那张打着补丁、坐在简陋木桌前的照片；此后组建摄影团，拍摄纪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用于向重庆、南京及外界宣传根据地实况。他特别提到一组镜头——毛泽东自窑洞走出、坐定翻书，镜头缓缓推近，所读之书为斯大林著作。这批影像后来被带往莫斯科，成为苏联方面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一个契机。
额博先生还谈到《内蒙古画报》的实践与地方影像的保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画报因直观、印制精美，成为自治区领导与中央领导案头常备的读物，摄影记者在重大会议、下乡视察中承担了记录与传播的双重职能。他亦以呼和浩特旧城与新城的街巷、鼓楼与市声为例，说明影像对城市记忆的承载：老年人看了能勾起往事，年轻人看了才知道这座城市的来历。
评议环节，胡日查教授从美术史角度作出评价。他指出，摄影术的普及使以肖像订件为核心的古典写实传统失去市场基础，画家不得不另寻出路，1874年印象派的出现即与摄影术及罐装颜料的发明相关；就此而言，摄影不仅是一种记录工具，更是一套现代观察方式与传播方式。他认为，本讲把摄影置于中国革命与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为近现代美术史、影像艺术史与红色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胡日查教授作学术评议
互动环节，听众询问“内蒙古现存最早的影像”，额博先生以一幅百余年前法国考察者骑骆驼入蒙所摄的照片作答，并说明此类早期影像多散落于私人收藏与国外机构；刘伟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则问及“哪一张照片印象最深”，额博先生以老照片与个人经验的关联回应：真正动人的往往不是名作，而是能唤起具体生活场景的寻常影像。
额博先生回答师生提问
最后，全场以热烈掌声向额博先生致谢。“一西文化讲坛”第十讲在浓厚的学术交流氛围中圆满落幕。本次讲座以影像史料为纽带，引导师生从视觉文化的视角，重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与时代变迁，对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推进相关交叉学科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