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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动态】导言与后记|方李莉《费孝通之问:人类社会如何走向“美美与共”》

发布日期:2021-12-09    作者:方李莉     来源: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     点击:

 

《费孝通之问:人类社会如何走向“美美与共”》

导言

一、“美美与共”所蕴含的善意

“美美与共”源自费孝通在80周岁生日时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字很简单,含义却非常深刻。它意味世界不同的文明和谐相处,在全球化时代下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明需要有一种新的相处方式。如费孝通晚年所说的,人类创造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人工环境,却还没有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用派克的人文区位理论来解释,那就是人类的科技手段已经改变了地球上的物质结构和生物结构,但附着于这之上的社会层、文化层,还是四分五裂的碎片。人类的全球共生条件已经形成,但人类的全球共识关系远未达成。

费孝通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在他看来,全球性的战争是工业革命以后才产生的,战不是为了“分”,而是为了“合”,就像中国的战国时代,最终的结果是皇权一统天下,走向全球化是人类的未来趋势。但我们如何解决“合”之前的“战”和“争”,促进“合”的早日到来,这是他晚年不断思考的问题。回顾费孝通的早期学术经历,他从老师马林诺斯基处获得过一种深刻的关注,思考如何填平“文野”(文明和野蛮)之分、东西之别间的鸿沟,实现文明与种族之间的平等;在俄国老师史禄国那里认识到,研究人不仅要研究其生物状态,还必须要研究其心理状态;在美国老师派克那里得到的启发是,在人文区位的概念中,除有供人栖居的生物层外,还有覆盖在上面的文化层,生物层提供了人类的共生基础,而文化层提供的是人类的共识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看,费孝通的学说继承了这几位洋先生的衣钵,将之进一步发扬。如果说,共生提供的是共存状态,共识提供的是共荣状态,人类要走向共存共荣必须要同时解决共生和共识的问题,共生主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而共识主要解决的是文化问题。一般来说,处于共生关系的经济问题容易得到解决,不同的文明之间也容易得到相互的理解;但处于共识关系中所体现的文化问题,是要达到价值观和制度以及文化历史的相互认同,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了,这涉及的是人的心理状态,即费孝通提出的心态问题。费孝通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批判性的。他认为,和平共处的心态研究,在西方国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西方在解决人与物的关系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解决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有所忽略的。

实际上,费孝通早期还受到老师吴文藻秉承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国化的影响,令他从来没有让自己的视野离开过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而另一方面,他的终身师友潘光旦则始终启发了他从儒家文化中寻找灵感和资源。

器物的革命不仅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心态关系。这种心态关系及其变化谁研究过呢?费孝通认为,历史上研究过这一问题的是孔子,孔子讲“仁”就是讲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中国人用3000年的时间讲了人与人的相处,却忽略了人和物的关系,导致经济在近代落后。但是从全人类的历史来看,当人和物的关系发展到极致,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变得重要起来。人类应当及早有所自觉,既要充分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更要明白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才能共同生存下去。费孝通讲的文化自觉,就是通过各文明国家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识,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心态。“天下大同”是从儒家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演化过来的,他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克己复礼”等与人相处的观念,作为学术研究的成果奉献给世界。

当前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是一个足以让人类走向同归于尽的新“战国时代”。费孝通呼唤着新的孔子,呼唤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人物来帮助人类走向“美美与共”。这是费孝通奉献给世界的善意,也是古老的中国文化奉献给世界的善意。“美美与共”及“文化自觉”的理念是一种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厚望,而当今时代的新孔子或许并不是某一个人,也许是一个群体,一个能代表新的文化思想、建构全球共识与全球秩序的群体。作为由东西方文化共同培育出来、具有全球视野的一代思想者,费孝通的学术思考值得我们去理解和深究。

 

二、费孝通的问题域

任何一位学者,无论研究的是什么专业,如果想有所成就,一定会有自己终生所求的问题域。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费孝通一生的问题域包含两个部分,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20世纪3040年代,面对工业文明冲击下积贫积弱的中国乡村,他提出了“中国要如何走向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中国乡村的贫困问题。他将自己早年的学术目标用一个通俗的词来表达,叫作“志在富民”。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未必是要完全走西方式的道路,而是一定要用中国人自己的脚走出来。每个国家发展的初始条件不同,历史的进程也不同,所处的生态环境也不一样,要走完全同样的道路是很难的。因此,他研究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最终是为了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路。

起初,费孝通将关注点放在家乡的那个小村庄——开弦弓村。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看到村里农民们的困境不仅来自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还来自国际市场的变化和新技术的变化。一系列的变化冲击了乡村的手工业,西方工业的扩张、手工产品销售市场的萎缩使农民减少了收入,造成贫困。从工业革命开始,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现代化的另一个名称就是全球化,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中国的道路并不是完全独自发展的道路,而是要融入世界中与其他国家发生互动关系的发展之路。这就促使了另一个问题的产生,即“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的文明和国家如何能走向相互欣赏”,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现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走向了经济的一体化,但如果继续走下去,就必须要找彼此在文化上的共同点与共同需求,这是不容易的。如何避免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天下大同”,这便是他晚年提出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分析费孝通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我们看到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第一个问题虽然涉及了社会和文化领域,但主要思考的是生态的问题,即人与土地的关系,也就是人与物质的关系。早年间,费孝通之所以认为中国不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如果走西方工业文明即“浪费文明”的老路,地球是否还能养活这么多人?这个问题很重要。晚年时,他在这个关于生态关系的问题上,又产生了进一步的追问,那就是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不再仅仅体现的是人与地球,即人与物质的关系,更多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上。也就是,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和平地共处下去吗?这里所涉及的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如果前者更多涉及的是经济问题,后者更多涉及的则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不能解决,人类同样有可能会因为战争而同归于尽,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识却不够。

费孝通为这些问题的研究破了题,开了路,希望我们能继续下去,与不同国家的人一起解决人类社会所共同面对的生态问题和心态问题。就此而言,我们研究费孝通就不能不从这两个问题开始:一个是中国如何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另一个就是人类社会的不同文明如何做到“美人之美”,最后走向“美美与共”。

从这两个问题入手,笔者阅读了费孝通所有的专著与文章。能够发现,费孝通的学术目标很高远,但治学很踏实,一步一个脚印。从社会事实,从调査研究,从微观的个案研究开始,他穷尽一生写下了许多的专著和文章。这些著作几乎记录了中国社会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轨迹,而且不仅是记录,更多的是思考。而另一方面,身处中国历史转折期的费孝通,他的学术志向、教育背景、治学方式、研究视野同时也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这也造就了这位中国学术的集大成者。在中国高校的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课程中,费孝通的著作大都被列入了推荐书目。西方的汉学家也一样,他们要了解中国的当代思想,了解中国对于世界的看法,费孝通的著作是绕不过去的,他已经成为一位向世界表达中国思想的代言人。可以说,他的思想虽然是他个体的表达,但实际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文化的转折与重构的一种投射。这就不仅仅要求我们在搞懂上司所布置的工作是什么之外,还有数据整合的能力。

 

三、写作的缘由

笔者曾有机会从1996年到2005年跟随费孝通学习和做研究,并曾经编过一本《费孝通晚年思想录》。这本书收录了他的讲话和与笔者的谈话,里面的文字由笔者整理发表在杂志上,费先生去世后,应出版社之约,笔者将其编辑出版。近些年,笔者还编写了中英文版的《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而近期又受商务印书馆之约,主编了一套费孝通精选集,主要是根据他一生学术思想形成的五个阶段,同时也针对中国当下发展的需要,精选了他不同时期的文章,编成了《费孝通论乡村建设》《费孝通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民族关系》《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与学科建设》《费孝通论文化艺术与美好生活建设》五本集子。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感受到费孝通学术思想脉搏的跳动,觉得它是活的,是跟着时代在灵动的生命体,甚至感觉到费孝通从未离开过我们。他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未来性,令人震撼于这些文章正是为我们当下所遇到的种种困境而写。尤其是在各种文明的碰撞和摩擦中,费孝通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向世界不同的文明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最大善意,并将未来不同文明如何“美美与共”的中国思考贡献给世界。

费孝通的学术思想是他生命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凝集成的当代历史的思想所在。笔者记得,当笔者看完大卫阿古什写的《费孝通传》和张冠生写的《费孝通传》后,依稀看到他的形象从书中呈现出来,进而问他:为什么不曾写一本自传?他说:我的自传都在我的著作和文章中,你看完我所有的著作,就等于阅读了我的人生的传记。笔者当时有点困惑,但现在当笔者读完这些著作后,终于明白了。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笔者不仅看到了费孝通的学术思想,还体察出不同时代打在他学术思想上的印记,里面隐含了他的思想所产生的变化和缘由。于是,笔者萌发了要为费孝通写一本学术思想传的想法。

另一个缘由,就是笔者认为,学界关注费孝通学术思想,主要还是在于他早年所写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等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对于他晚年的思考关注较少。在我看来,有鉴于近年来让人忧心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出现,费孝通暮年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思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大家都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和“文化自觉”的学术理念耳熟能详,但这些话背后的含义以及由这些话构成的学术思想及理论根据是什么,却很少有人细究。另一方面,这些学术思想主要散见在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和读书札记里,并没有形成专门的著作,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费孝通的学术高峰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的理论建树并不突出。

当通读了费孝通的全部著作和论文以后,笔者的看法是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6年到1949年,主要进行的是中国乡村研究,这是实地考察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是他的第一个高峰期;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至1957年,主要是为国家民族大团结的政策做民族识别工作,虽然是为国家政治服务,但为他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构成和文化特点打下了基础;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至1990年,主要研究的是小城镇和少数民族区域经济问题,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谋略,有很强的实用性;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至2005年,此时的中国与世界接轨越来越紧密,费孝通恢复了与西方学者的交流和讨论,重新研究西方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提出了“美美与共”十六字箴言和“文化自觉”的学术理念,将学术研究推向了第二个高峰。

对于费孝通而言,如果说第一个高峰是学术的高峰,那么第二个高峰就是思想的高峰。他曾经说,希望晚年能在学术上多得几分,笔者认为他做到了。在他晚年提出这些学术思考的时候,中国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文化的关注还不够,而且全球化还在蜜月期,民粹主义还没有泛滥。当时他说,我是把明天的话今天讲了,所以大家并不在意。但今天,尤其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局势大变,人类在面临一场新的危机,这一危机不仅是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是出现在人们的内心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说是在重新研究费孝通,不如说通过对费孝通的研究重新看清我们未来发展的路。费孝通的生平和著作中隐含着的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史,研究他就是在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读史明理,温故知新。

本书是“费孝通学术思想传“而不是“费孝通传”,这是因为:一方面,已经有三位学者(大卫阿古什、张冠生、李昇明)为其写过传,他的个人经历与生平通过这三本传记基本都可以看清楚;另一方面,有关他学术思想评述的著作虽然也有过几本,如丁元竹教授的《费孝通学术历程与著作提要》,李友梅教授的《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徐平教授的《费孝通评传》,杨清媚副研究员的《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黄志辉教授的《重温先声:费孝通的政治经济学与类型学》,方慧容副教授的《费孝通早期思想探源》等,这些著作都是圈内的学者所著,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坐标,这些著作大多以学术评述为主,有较强的作者自我学术的建构性并在不同的方面取得了各自的成就。本书之所以叫“学术思想传”,就是想以传记的形式来全面地叙述其思想,侧重的不是某个阶段或某个面和点。另外,在写作的过程中,本书突出的不是作者的客位价值表述,而是研究对象的主位价值表述,也就是让费孝通的思想说话,而不仅仅是作者在说话。确定了这样的写作内容和方式后,笔者开始收集资料和写作。

 

四、写作的方式

费先生也许没有想到有一天,笔者会写他的学术思想传,其实连笔者自己也没有想到,但产生这一想法几乎是水到渠成。在不断地阅读中,费孝通思想的完整链条便在笔者脑海中自然显现,正是这种自然显现让笔者有了一种写作的冲动。

费孝通在他的文章中曾写道,派克生前曾告诉他的朋友休斯,想写一本有关自己思想的自然史(naturalhistoryofmind)o派克所说的自然史是一件东西自身的发展过程。他自己明白他思想里的各种想法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变化和发展的,想把这些思想的变化过程写下来。“自然史”是派克在史学上的创新,这是一种写历史的方法,作为对一件史实始末经过的记述。派克的遗愿是把自己社会学的思想怎样发生、修改和发展的经过写下来供后人参考。

费孝通的这段话启发了笔者。笔者认为自己要写的这本书完全可以按照这样的路数写,这不是一本对费孝通学术思想过程的评述,而是在写作中努力去呈现一个自然生成的、在时间轴和空间范围串联的思想生命体。笔者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评述,而是叙述,这个叙述者不是笔者,而是费孝通自己。笔者的任务就是把他散见在不同阶段的学术著作中的各种思想系统梳理出来,找到一股具有前因后果和脉络清晰的思想巨流,然后形成能代表费孝通思想的自然史。

正是有这样的想法,在写这本书时,最重要的资料就是费孝通自己留下的《费孝通全集》二十卷,笔者将这些著作看成是要做研究的田野,笔者在这样的田野中理解费孝通每一个阶段的思考,并努力找到他做这些思考的时间和时代背景。后来,笔者发现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不用笔者说话,费孝通通过他的著作,便自己在开始说话,就像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所说的,当作家在自己的笔下塑造出主人翁时,她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所有的情节不是作者建构的,而是人物自己形成的。笔者在写作时也有如此的感受,所有的章节几乎都是天然形成的,里面的逻辑关系、前因后果都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笔者觉得写得非常顺畅与痛快。

笔者尽量少加评述与解释,也尽量少引注其他学者的评述和看法,为的是突出费孝通自身的思想和智慧,不想用笔者自己或其他人过多的评述来遮蔽它。书中所有引用的费孝通的原话,笔者都尽量地写明出处,以便读者进行查找。如此一来,这本书又有点像费孝通学术思想的索引,大家可以根据这本“学术思想传”扩大自己的阅读面。另外,笔者认为,以费孝通自己的著作作为写作的资料不容易发生错误,因为他自己的记录会比他人的记录更准确。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费孝通经常会在书中回忆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思想产生的缘由。有时,笔者甚至可以在他的晚年著述中找到他对青年时期的学术评述,也可以在他早年的学术论文中找到他晚年学术发展的根由。也就是说,有的学术观点看起来是他晚年提出来的,其实早在他读研究生时就已经思考到了。

为了展示其思想形成的全部过程,本书从费孝通读本科时期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开始叙述,一直到他生命终止的最后一篇论文结束,力图展示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全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他的著述颇丰,知识面很庞杂,横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个学科,他又是这三个学科的学科带头人或开创者,在学科建设方面立下了巨大功劳。如果把握了费孝通的学术思想跨度,就可以基本了解这三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史。同时,费孝通面对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做研究,阅读他的学术思想构成,又感觉是在阅读一部中国近现代史。

也正是因为如此,要描述这样一位具有复杂学科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学者的学术思想形成过程,非常不容易,一定要善于抓住其中的主干部分,再兼顾其他。费孝通思想的主干部分是什么,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位作者笔下的费孝通,由于作者的学识、知识结构和对费孝通的了解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由于写的是“学术思想传”,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笔者会删除费孝通人生经历方面的相关细节,或许文中会有相关的细微描述,那也都是为了帮助说明其学术的形成背景。本书的主干是学术思想,而不是费孝通人生经历的再现。当然,本书既然叫“传”,就不是相互不关联的思想观点的碎片式表达,而是将整个的内容赋予连贯性和系统性的叙事特征,力求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和流畅性。

值此当前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之际,研究费孝通的学术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有价值。本书写的虽然只是费孝通个人的学术思想传,但也着笔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思考。费孝通便是这个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思想不是脱离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而产生的,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学术精华的凝集。学术是有传承性的,笔者对费孝通学术思想传的写作实际也是向前辈老师的再次学习。通过这次学习,笔者收获良多,也希望本书能唤起大家学习费孝通学术思想的热情,共同去完成费孝通希望完成但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学术研究。

对于这本书,笔者是本着人类学研究中提倡的整体性、系统性和价值中立性,也就是客观性来写的。但事实上,费孝通的学术思想非常丰富,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多,笔者不可能面面俱到,虽然在写作时,笔者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写作的偏好和范式,不同的偏好和范式在选择材料时,必然会凸显一部分材料,而疏忽另一部分材料。所以,如果有写得不够周全的地方,敬请原谅。笔者愿意在这里与读者们共同去读懂费孝通,好在这本书中有不少费孝通的原话,当大家不能完整理解的时候可以根据书上的索引找到原文学习。在这里愿与大家共勉,并敬请指教。

 

目录

导言

一、“美美与共”所蕴含的善意

二、费孝通的问题域

三、写作的缘由

四、写作的方式

第一章学生时代及第一次田野实践

一、概述

二、由吴文藻领入学术之门

三、本科期间的学习和积累

(一)认识功能主义学派

(二)研究派克的理论

四、硕士期间的学习和积累

(一)师从史禄国

(二)结合西方理论思考中国问题

(三)研究志向的确立

(四)对中国人的信仰的理解

五、第一次进入田野——花篮瑶的研究

(一)婚礼与启程

(二)在田野中认识中国的民族关系

(三)失妻的痛惜

(四)恩师的褒奖与训导

第二章乡村田野实践的起航与研究

一、概述

二、在伦敦期间的中国乡村思考

(一)社区研究概念的确立

(二)到实地去考察的方式的确立

三、跟随马林诺斯基学习人类学

(一)成为马林诺斯基的入室弟子

(二)对导师的介绍和评价

(三)在“席明纳”的讨论中学习人类学理论

(四)对人工环境和人文世界的认识

四、《江村经济》中的乡村田野实践

(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中研究村落的变化

(二)在村庄中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三)来自马林诺斯基的评价

五、在云南的调查研究

(一)再一次进入乡村田野

(二)禄村与江村的对比

(三)工业化初期的乡村研究

(四)乡村类型研究的讨论

六、中国乡村的实质与出路

第三章在中西比较中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一、概述

二、“写西方”与反思西方

(一)去窥探人生的另一条路

(二)美国精神之探讨

(三)美国及工业文化之反思

(四)文化之间美美与共的思考

(五)在美国访学中介绍中国研究

三、重访英伦的认识与反思

(一)“日不落帝国”与“天下一家”的思考

(二)英国乡村的见闻

四、在中西对比中反思中国乡村的发展方向

五、在人文关怀中思考中国手工业的前途

(一)对机器文明的反思

(二)手工业与中国农民的生活

第四章乡土重建的理论与思考

一、概述

二、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的静态描述

(一)安稳知足的乡土本色

(二)熟人社会

(三)差序格局

(四)礼治秩序

(五)无讼社会与长老统治

(六)血缘和地缘的关系

三、有关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解释

(一)政道合一的社会制度

(二)无为政治的统治方式

(三)上下贯通的双轨制

(四)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行为的反思

四、有关乡土重建的思考

(一)文化变迁遭遇的困境

(二)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寻找道路

(三)有关乡村人才的良性循环

(四)发展乡土工业

五、乡土中国的再现与重构

第五章进入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

一、概述

二、对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的认识

(一)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认识

1.劳动的苗家

2.仲家,团结起来

3.乌撒的余留

(二)对民族团结的思考

三、以艺术为桥梁认识少数民族

(一)艺术交流是与少数民族沟通的桥梁

(二)如何正确理解少数民族艺术

四、参与少数民族国家政策的制定

(一)参与宪法的制定

(二)提议建立民族博物馆

(三)参与民族识别工作

五、1957年命运的转折

(一)命运转折的前夕

(二)为社会学说几句话

(三)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四)重访江村

(五)被打成右派的日子

第六章社会学重建与“行行重行行”

一、概述

二、重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

(一)复出与受命重建中国社会学

(二)出国访问取经

(三)为重建中国社会培养人才

三、以民族学研究为基点

(一)走向国际论坛的中国民族学研究

(二)民族学的微型研究

(三)民族学的区域研究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的提出

(一)立论与反响

(二)时空中的多元聚合

(三)融合与统一

(四)总结与展望

五、关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一)通过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

(二)承认少数民族发展不平衡的事实

(三)少数民族区域发展与新丝绸之路经济

第七章小城镇研究与全国一盘棋的思考

一、概述

二、从江村开始重启的国际对话

(一)到英国领取赫胥黎奖章

(二)访英伦思考治学之路

(三)与同学利奇的缺席对话

三、开启小城镇的研究之路

(一)建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锻造学术队伍

(二)乡村与小城镇之间关系的探讨

(三)小城镇的兴衰与分类

四、从小城镇研究入手探索中国道路

(一)社队企业与小城镇复兴

(二)社队企业的发展模式

(三)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工结合的道路

(四)研究的方法与角度

五、统筹发展中的区域、国家与世界区域

(一)区域经济与模式比较

(二)从全国一盘棋到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思考

(三)大变化时代的中国及其展望

第八章全球化中的“美美与共”

一、概述

二、跨世纪的展望

(一)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

(二)世界一体与文化多元之间的矛盾

(三)通过教育达到相互的理解

三、“美美与共”的提出

(一)十六字箴言的表述

(二)美好社会与美人之美

(三)“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四、“文化自觉”的提出

(一)“文化自觉”与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二)中西文化碰头所带来的启示

(三)“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

(四)“文化自觉”的概念再阐述

(五)寄希望于北京大学的举旗

第九章集一生之大成的学术自觉

一、概述

二、重新阅读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

(一)朴素的文化论

(二)人类学研究中的文野之辩

(三)中国学派与社区研究

(四)“活历史”的概念

三、重新阅读派克的社会学

(一)社会学的拓荒者

(二)社会学的教学方法

(三)社会学的美国化

(四)人文区位与共识研究

四、重新阅读史禄国的类型学

(一)史禄国其人与学术

(三)跟着史禄国学习的体会

五、寻找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之路

(一)从吴文藻的建立中国社会学说起

(二)从潘光旦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说起

(三)从梁漱溟的文化观说起

(四)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哲学思想

六、在超越中寻求美美与共的全球视野

(一)文野之分与东西之分

(二)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东方立场

(三)从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

(四)有关言外之意的研究

(五)以开阔的心态向不同的文明学习

(六)展望人类未来的“大同”世界

第十章人文资源的课题与研究

一、概述

二、初次入门接触费孝通

(一)“新魁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二)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三)参与超越神游冥想

三、从人类学的角度重新认识艺术

(一)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二)走向民众的艺术

四、从“三级两跳”中认识全球文明的发展趋势

(一)如何认识上一代社会学家的理论与思考

(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

(三)学术成果受到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四)全球文明化发展所遭遇的文化困境

五、有关人文资源的研究

(一)西部人文资源课题的申报

(二)人文资源概念的提出

(三)人文资源与美人之美

(四)到西部去研究人文资源

六、翻越最后一重山

(一)老先生说家史

(二)跟随老先生回家乡

(三)鸿蒙借君手

后记

 

后记

本书写完了,在后记中我还想加点尾声,因为在正文里我只想写费先生的思想,不想用其他的话题去冲淡它。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下由费先生指导的两个国家课题的研究情况。课题是2001年启动的,费先生是2005年去世的,但课题一直到2008年才结题。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课题成员们到西部考察,共行走了两万多公里,收集了几千万字的文献资料,拍了两万多张照片,拍摄视频音频几百个小时,完成了西北人文资源数据库的建库工作。后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了,这一数据库被融进国家的非遗保护数据库中。另外,课题还完成了七十多个案例的分析与研究,被编辑成十二本专著和研究报告,并完成了《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总报告书。课题完成后,我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有关遗产资源论的系列论文,出版了《遗产:实践与经验》的专著。写作时,我在不断地阐释费先生的人文资源的概念中,得到了许多的收获。2010年,课题的全部成果顺利地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我们部分课题组成员,在费先生女儿费宗惠老师和女婿张荣华先生的陪同下,一起到费先生的墓前,向他做汇报,告诉他我们终于完成了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我不知道费先生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满意,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他的是,当年课题组所形成的学术队伍,不仅保存下来了,还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平台。

缘由还是来自于老先生。在跟随老先生做研究的过程中,通过课题,我们团结了一批以人类学方式来研究艺术的学者,与此同时,在国内不同的艺术门类,还有民俗学、人类学的群体中,也出现了许多进入田野做艺术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引起了费先生的关注。他觉得如果未来的中国要有一场传统文化复兴,或者艺术在中国的未来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包括对国家的文化遗产及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都需要一批这样的人才来深入做田野研究。但如果没有平台,人才无法聚集,学术也无法交流。所以,他建议我牵头成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把这些人才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以艺术为中心的交叉学科平台。但成立一个国家一级学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为此,在2004年,费先生以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为理由,亲自写信给当时文化部的孙家正部长。孙部长读了这封信后非常重视,让文化部社团办找各方专家论证,并向上级机关申报。差不多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审批下来。学会于2006年也就是费先生去世一年后,正式成立,可以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是费先生留给我们这些后人的最后一笔珍贵遗产。现在学会已有来自三百多个高校的一千四百余名会员,会员基本是大学老师。艺术人类学这门课程在许多学校开设,并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各民间艺术研究专业的必修课,极大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建构,也成为建构中国本土性的艺术理论的重要支柱性学科之一,其研究成果为国家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振兴传统手工艺、振兴乡村建设、发展文化产业等重要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费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留下的事业还有许多的后继之人在不同领域里继续进行下去。我在这里加上这一段,主要是想代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所有会员,以及获得了这一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学生们,在这里对费先生表示感谢。没有他,就没有这样一个交流平台,大学也不会开设这门课程、招收这一方向的研究生。

费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教育家。20世纪80年代复出以后,他在南开大学办培训班,在社科院、北大任职,培养了许多博士生、博士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得以成立,也是费先生的多个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当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发起人,除我之外还有周星教授、麻国庆教授,他们都是费先生的学生。学会成立后,老先生另外两位学生,色音教授、赵旭东教授也先后参与进来,他们都是学会的副会长,是主要领导者和灵魂式的人物,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不会有这个学会。

费先生还培养了许多领军式的人才,如现任中国社会学会的会长李友梅教授,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王延中研究员、执行会长麻国庆教授、副会长色音教授、徐平教授等,都是费先生的学生。还有活跃在高校的许多学科带头人如北京大学的刘能教授、高丙中教授、邱泽奇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的丁元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旭东教授,云南民族学院的包智明教授等,也都是费先生的学生。另外,还有国务院参事室的王卫民副主任,他是费先生学生里官衔最高的领导,但仍然保持学者本色,在参事室成立了社会调査中心,以社会调査的形式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从另一方面推动中国社会学事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学问,还在于他培养了许多的栋梁之才。在这里我可能是最旁门左道的一位学生,也是最晚入费门的一位学生。有机会为费先生的学术思想写传,一方面感到荣幸,另一方面也深感不安,生怕由于自己理解不深,不能真正地表达出老先生的思想。但我想,费先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每个人只要从自己的角度来表达就行,未必要权威,这样一想也就安心了。

这本书能得以完成,我首先要感谢费孝通先生的女婿兼秘书张荣华先生和女儿费宗惠女士。在费先生家受教及谈话期间,我得到他们夫妇的热情接待和关照,每次谈话完了他们总是让我留下来吃饭,就像家人一样亲切。每次和费先生出门考察,张荣华老师为我安排一切,费宗惠老师一路关心我的身体与生活。费先生去世后,他们常召集我们这些学生相聚,让大家能够像费先生在世时那样在学术上继续得到交流。现在费宗惠老师已经去世,张老师也年事渐高,好在新的一代又成长起来了,费家的第三代外孙张詰、王琼夫妇,外孙女张勤接续他们的外公和父母,与我们继续相交。尤其是张詰由于在国务院参事室社会学调査中心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与我们交往更多,因为有这些家人在,我们感到费先生就还在。而且无论我们举办什么与费先生相关的活动,都能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另外,我还要感谢周星教授,他不仅是我学人类学的领路人、老师、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指导者,还是中国艺术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有力支持者,可以说没有费先生就没有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同样,没有周星教授也就不会有这个学会的顺利发展,他一直是这一学会的领导者和学术中坚力量。另外,我还要感谢麻国庆教授,他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创始人,虽然因为现在身兼多项要职,不能继续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担任副会长,但他的前期参与非常重要。另外,还要感谢廖明君教授、色音教授、

王建民教授、纳日教授、赵旭东教授,王杰教授、张士闪教授、王廷信教授、洛秦教授、杨明康教授等,他们都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重要领导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他们和我一起完成了费先生交给我的搭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这一学术平台的任务。

费先生生前曾对我说:“未来,跨学科的研究非常重要,我尤其关心跨人类学、艺术学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虽然我没有来得及进入这一学科的研究,但我认为这一研究很重要。现在你们没有平台,只能到别人的平台上去唱配角,很难得到社会的关注,但如果你们有自己的平台,不但自己可以唱主角,还可以请其他的人一起来唱主角。”也的确如此,现在这一平台已团结了来自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各艺术门类的专业学者,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人类学共同体,其研究成果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当时费先生的远见和运筹帷幄,也离不开以上我所感谢的这些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有关这一平台的建立,首先要感谢的是文化部原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先生。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时,他亲自到场讲话,表示支持,这个学会一路走来都得到了他的关心。还有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先生,他不仅参加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大会,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而且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开设艺术人类学课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另外,还感谢国内外支持这一学科发展的学者们,他们是: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他代表中国的人类学家做了“从实求美”的发言;韩国著名人类学家金光亿先生,学会成立时,他代表国外学者做了“艺术与政治”的发言。另外,季羡林先生为学会的成立题了字;汤一介、乐黛云、王光远等著名学者发贺电表示祝贺;刘锡诚、刘梦溪等著名学者亲自出席会议;还有不少的兄弟学会及高校派代表表示祝贺。费孝通先生留下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的遗产在众多领导和学者们的支持下得到了发展。

我有机缘跟随费先生学习,主要得益于我曾有机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所以,我最后要感谢我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期间的老师们和朋友们。首先要感谢的是当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办公室的负责人冯支越老师,读博士后期间我对自己的学业并没有多大的信心,却得到了冯支越老师的支持和肯定,他把我作为北大博士后跨学科研究人才来表扬和上报,推荐我担任博士后联谊会的副会长,我在有机会为大家服务的同时,还认识了不少不同专业的博士后朋友。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的负责人于惠芳老师,在校期间,她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好朋友,由于她的敬业,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回站日,让我们这些离开了博士后流动站的人,每年还有机会和后来进站的师弟、师妹们见面,保持了老朋友的情谊,又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也是由于她的推荐,我有幸担任过一届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会长,也由此和后面的一些师弟妹保持了较好的关系。而且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

虽然离开北大那么多年了,但在写费先生的学术思想传时,我还会联想到那时的事,那时的人。许多人既是同门,又是朋友,在费先生的学术思想的引导下,大家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共同进步,成为了一生的朋友。也是在他们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费先生的外公在一个世纪前的商务印书馆担任过编辑,那时的商务印书馆还在上海,今天“费孝通学术思想传”得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缘分,在此向商务印书馆为这本书的出版做出努力的领导和编辑们致敬。

 

20199月初稿

20205月二稿

编辑|蓝立平